要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这期《财经》披露，计划上市的大型国企龙煤集团，突破责令停产等多道安监政令，至少截留了2046万安全经费，这又该当何罪？宁肯出事了拿5亿元善后而要截留2046万元安全经费，仅用心存侥幸能说得过去吗？如果高管及他们的子女时常要下井，肯定不会心存这分侥幸。上世纪，我们的发展方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难道不是这样吗？2005年11月，就是这个龙煤集团的下属公司发生七台河矿难，死亡171人。庸官纵使乌纱落，遗妇何消哀苦思。尽管如此，深圳方面承诺将通过绿色通道特事特办，视病情给予了民工一定的补偿，虽然金额远远弥补了病人及其家属承受的苦难。171人之死没有警醒某些人追求带血的煤和带血的GDP，108名矿工的死亡定能触动某些人的良知吗？这次鹤岗矿难，国务院调查组认定为责任事故。我搜索了同题材报道，我倾向于相信《中国青年报》今年8月10日报道《湖南百名风钻农民工深圳维权记》给出的说法。

如此拉偏架，还有公正可言吗？这样保护资本的利益而无视工人的基本人权，不正是偏袒资本的效率优先观在继续作孽吗？ 2009/12/11 进入 鄢烈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鹤岗矿难 。所谓带血的GDP，就是带血的发展，带血的政绩。若经济情况不好，或碰到问题，便又回到阶级斗争老路上。

民营经济要发展，要深入改革，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搞清楚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资产应当干什么？此问题始终没有搞清楚。二是共产党执政下的私营企业究竟是什么？应当搞清楚。共产党的英明不是在私一冒头就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看，在实践中一步步放开。至于私营企业老板存在的各种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个群体在成长过程中，还不稳定，处于变化之中，但要看到本质主流，同时也要看到其中的问题，加以正确引导。

我们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对雇佣劳动、对剩余价值和剥削，记得非常牢，老是用老祖宗的概念套现在的私营企业，这就难免不心有余悖。十五大就提出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的问题，但始终无法一视同仁。

民营经济60年历程，前30年可谓限私、灭私、斗私、仇私。国有企业占了大量资源，除了缴税外，几乎不交利润，那就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今又到了一个坎，后30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让不让充分发展？这要从理论上回答一个问题：私营企业或民营经济，究竟是什么？是新生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不能停留在浅层次，或实用主义水平上。现在的国企已经突破三大行业两个支柱了，单纯逐利的倾向很明显，如到大城市炒地皮，当地王。

什么叫涉及国家安全？难以界定，正因为国有企业的定位不清楚，就出现了国企无边界的扩张，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挤占。国资委实际上是国企委。十六大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建设者这个词很巧妙，当时是统战部建议用建设者这个词的，被中央采纳，我倒不觉得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老框框来分类。如官商勾结现象，究竟是私企腐蚀干部，还是权力寻租？究竟谁是主要的？这个问题不能不辩。

这些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此界定过于原则，解释不清。只有把这两个基本问题搞清楚了，才能真正做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做了一个界定，包括三个行业：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公共基础设施和两个重要行业的支柱企业。自建国以来历来都提打退资产阶级进攻，但从未很好地找自身原因，总是从外部找原因，而现在应该从党内自身找问题。

私营企业主是不是资本家？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有一数据足以说明问题，地方政府傍央企，向央企招商引资7.5万亿元，远远超过国家的4万亿，其中安徽最多。国有企业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国企应当干国企应当干的事，而不能无边界扩张，各地地王就是国有企业炒出来的，地王多了，下一步的城市改革、城镇化进程就更困难了。■ 来源：财经网 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二是既然是国有，就应该列入国家预算，央企列入中央预算，地方企业列入地方预算

广义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不仅是资本充足率，而且是存款准备金加上存款保险。此外，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顺周期性的改革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国有化问题银行后，政府往往会改组董事会或高管层、限制高管薪酬，并要求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供给，这实际上强化了银行的公共职能。同时，使用简单、透明的杠杆率指标作为基于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补充，将有助于控制经济上行期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过度扩张，兼具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意义。

未来资本充足率监管将来发展的情况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央行货币政策与行业监管部门的协调将更加重要，英格兰银行副行长保罗.塔克2009年3月27日在日本银行研讨会的发言对此有很好的阐述(可见《比较》2009年第五期。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来自资产与负债的期限不匹配，即资产的期限长于负债或借短贷长，这是由银行承担的期限转换功能决定的。

其次，如果金融机构在限薪行动上没有协调一致，首先进行限薪的机构可能面临先发劣势，其员工可能流失到竞争对手。相反，某一块业务的问题可能把其他健康业务拉下水，比如AIG的CDS业务。换言之，通过国有化，政府稀释银行原有股东的利益，而保护银行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存款人的利益。就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而言，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调控方面的作用逐步下降，另一方面却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增加。

首先，就是所谓的资本充足率存在的顺周期问题。其次，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根源。

虽然限薪的理论很充分，但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困难。这对于我们未来探索银行的产权问题，有着很深刻的意义。

就流动性风险的资产方来源而言，一些机构依赖liquidity through marketability模式，即通过变现资产进行流动性管理，但金融危机表明，极端情况下市场流动性可能急剧恶化甚至消失，不减价出售很难达到变现资产的目的。也就是说，要将基础性的业务和具有投机性的业务、具有高风险的业务分开，不要混在一起，这有点类似60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部分高管为了个人收入最大化而过度承担的高风险业务，将由后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存款人或投资者承担。危机之后，针对交易类、证券类权重的计算、资本工具多样化的选择、资本构成的质量、巴塞尔新协议当中的顺周期的改革、资本的缓冲机制这些问题，上述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大大地丰富了原来巴塞尔框架内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其次，业绩激励与股价挂钩使金融机构倾向于市值最大化，在有限责任制和金融安全网(如存款保险制度)下，股东对风险的容忍度可能高到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存款人)的程度，从而对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安全构成威胁。落实广义资本充足率监管之后，资本充足率就可以根据经济周期及时调整。

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让限薪的呼声愈发强烈，这一方的理论依据有三点：首先，目前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过于奖励短期财务业绩，助长了高管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鼓励过度投机。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当前全球金融监管发生的重要改变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此主要讲五个方面的内容。

就流动性风险的负债方来源而言，一些机构依赖短期限的批发性融资，而这些融资渠道是不稳定的，在信用紧缩时往往最先受到冲击。事实上，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与资本充足率监管相比更加灵活，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有时候不仅仅是货币政策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金融机构稳定性的需要。

目前理论界对混业问题有了新看法。就此，有人提出对交易类资产和证券化资产的资本要求应该再增加，这会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